生活意識是定義粗言穢語的最終標準 (兼論俗語和粗話的分別)

日前甯漢豪在議會中反駁梁國雄「仆街非粗口」的說法，指出以「自己不會教導孩子使用的詞語」就是粗話的標準，她不會教孩子說「仆街」，所以「仆街」是粗話。這說法的確一目瞭然，因為粗言穢語本來就是社會生活的附生產物，那是從生活中人的積累而逐漸生成的，粗言穢語並非由一些經典或專人創始而生的。何謂粗言穢語應由生活介入，生活的意識就是最理想的判斷標準，語言學家和經典記載也不過是這種生活標準的記錄，粗言穢語何用語言學家和引經據典去定義？如果粗言穢語果然藉語言學家和引經據典去定義的話，那就未免本末倒置，語言生成的次序完全混淆了。更何況古代和現代生活的價值觀已經變化，從前不屬粗言的，今人的意識卻屬粗言；從前是粗言穢語，今日卻因民間失傳了原有的貶義而剩下話語的描述成分(如條條fing)，引經據典定義粗言穢語只顯得說話者的語言通變概念非常貧乏。引經據典介定粗言穢語而令自己名正言順說髒話是不學無術甚至是無賴至極的行為。

誠然分析一個用語是否粗言穢語，還可從字詞的侮辱或不道德成分來分辨，包括侮辱程度(如拿別人的母親來侮辱、陷家剷)、嘲弄性(如仆街)或描術敏感性(如各種性器官的描術)，以及字詞的攻擊程度(由沒有攻擊意味純粹發出感嘆用意到攻擊別人的親人)來再劃分，然而這些條件仍是主觀的，是社會集體共同遵守的默認意識，當社會都認為「仆街」是粗話的時候，就是粗話。當然，主觀上我們可憑意識分辨何謂粗言穢語，學術上這是不足夠的，要研究的話，就要進行大型的問卷調查，搜集社會中人們對這些詞語的看法，當大多數人都認為某語詞是粗言的時候，基於數據的集得，那就可以更確證某語詞在這個社會中屬於粗言了，只是沒有人會做那樣的研究，因為絕大部分的粗言都毋須調查就曉得社會絕大部分人都認同那是粗言穢語，這樣的研究沒有太大價值。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就是詛咒和粗話有甚麼分別呢？譬如形容人家「垃圾不如」、「白痴」是咒罵，但形容人家是「仆街」就是說粗話了。有人認為凡涉及「性」的字眼就是粗言了，然而上例中「仆街」明顯不涉性器官的描述，再如「陷家剷」也沒有這種描術，那只是很惡毒的詛咒。我初步提出的解釋是，當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個詞組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被沉澱而逐漸形成一個獨有而又固定的用法時，那就成為粗言了。例如「你全家人都去死吧！」是咒罵，但當我們說「陷家剷」時，卻是說粗話了，這是因為「陷家剷」在日常用語中已經沉澱而成一個獨有而又固定的咒罵用法，具有「術語」的性質，它可以很快將詛咒的攻擊性以一個很簡單的三字字語組織強烈地帶出，比起說「你全家人都去死吧！」更為省時。這種「粗話是咒罵的術語」的說法，可以很好地解釋何以粗話每與黑社會用語有關。

最後，段首提及甯漢豪對粗話的定義，雖言簡意賅，卻過於寬泛，一般來說，家長也不會刻意教導孩子使用俗語的，俗語主要是從生活耳聞目睹習得的。如依甯漢豪的說法，還是不能有效分辨「仆街」是俗語還是粗話。其實，俗語和粗話也是有分別的。俗語和粗話有語態強度的分別，俗語是從容的，粗話卻尖酸歹毒；俗語沒有攻擊性，粗語穢語則有這種強烈的意味；俗語合符道德，粗話的描述卻總是不道德的；俗語往往是對事情生動的形容，粗話的助語性質往往很低；俗語的出發點是機智有趣，粗話卻純粹由人的本能攻擊性和感性出發，只能讓人發洩消氣。